基本信息

作者：林丹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2-12

ISBN：9787511235145

书籍介绍

本书通过现象学与阳明思想的对话视域，避免现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由于受到近代西方哲学框架的影响，对于阳明思想的某些“形而上学”化的解释倾向。在这一现象学视野中的阳明思想，其总体特征是：一种对于终极实在（心、理、良知等等）的非对象化和生活境域化的理解。这一特点贯穿着整个阳明哲学。

心与理，心与物，知与行，人与天，以及格物致知、“致良知”等等，都是在切己相关的动态过程中展开的，从而处处都有着切身的直接可领会性。在人与天的相交相构之中，气韵盎然。“理”、“良知”、“道”，都不是立在“我”面前的一个“对象”，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辩所把握者，而是生活之“道”、生命之“道”。它是终极思想境界与生活日用的交融合一，高远与切近的合一，深邃与简明的合一。

作者介绍

林丹，1964年11月生，福建上杭人。1985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空间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主编（合编）教材一部，为江苏省高校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出版译著一部（合译）。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篇。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比较、现象学、儒家哲学。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目  录

• 序 张祥龙

• 导言

• 第一章　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构成与境域思想

• 一 自然的思维态度与哲学的思维态度

• 二 还原思想与构成思想

• 三 境域思想与还原和构成思想的关系

• 第二章　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的现象学

• 一 海德格尔对于“对象化”态度的批判

• 二 对于“纯粹意识”和还原的超出

• 三 境域型思想方式的出现

• 四 存在问题的提出

• 五 实际生活经验及其表达方式

• 六 与中国哲学中的表达方式的比较

• 第三章　王阳明思想的问题背景——二程与朱子

• 一 二程思想的内在矛盾

• 二 朱子思想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

• 三 天境道域

• 四 “心—理”关系问题上的困境

• 第四章　日用即道——“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生活中的贯通

• 一 生活与思想

• 二 龙场悟道

• 二 “事”与“道”

• 四 “教”、“学”皆道

• 第五章　心与理——境域中的“活理”与概念本质的融解

• 一 “心即理”初解

• 二 “心即理”之“心”

• 三 境域化的“心”和“理”

• 四 “外物”与“心—物”

• 五 “固有”即“切己”

• 六 传统与“吾心”

• 第六章　知行合一——“称手”（zuhanden）的“知—道”

• 一 “是执”的融释

• 二 身体的原发意义

• 三 “知行合一”与“心即理”的关系

• 四 知行本体

• 第七章　良知与致良知——本己生命在境域中的显发

• 一 “良知”与“致良知”的基本涵义

• 二 良知的世界

• 三 良知的非实体性与语言结构

• 四 中道思维

• 五 良知的非对象性与非“主体性”

• 六 良知的本原性与功夫性

• 七 良知的“时”性

• 八 易简之道

• 九 “无善无恶”

• 结语

• 参考书目

书籍试读

导 言（节选）

宋明儒学从程朱理学发展到阳明心学，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哲学转向，出现了一些在儒学或宋明儒学内部而言的新的特征。近现代以来的传统中国哲学研究，多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力图结合西学，融会中西。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发现阳明思想与（广义的）现象学有深切的相通之处。让阳明哲学与现象学进行对话，当能扩大阳明思想乃至中国哲学的诠释可能性，正如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向中，其它研究方法也同样能提供其独特的诠释可能。

本书在现象学的视野中讨论王阳明哲学，以期有助于揭示阳明思想那种返回原本儒学、接近中国思想的源头的趋向，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于宋明理学中多少存在着的概念化、现成化和“形而上学”化的思想方式的破除。

朱子哲学其实亦有与现象学相通之处，比如他说：“学者读书，须要……虚心涵咏，切己体察”。“且穷实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这样，“书”和“理”都不是在我面前的一个现成对象。吾之身心得以进入那文字、语境和“道”域之中，沉潜优游，而切己之体验冥会“自然生长”。

朱子对于生活境域原有深刻的感受和出色的论述。他批评佛学和陆象山只有“上达”而无“下学”，只有“极高明”而无道中庸”；其实就是批评他们的“形而上”之道未能与生活日用贯通。然而思想史上的现成化倾向极为普遍，要维持住一个“活境”是极为困难的。

朱子思想中内在的不谐调之处就是，他既感受到“道”与日用、形而上与形而下应是交融贯通的，同时为了有所“论定”“把握”，又常常把“道”现成化为脱离生活和世界的“形而上者”，把切己的”“活理”现成化为“定理”。这样，朱子思想中的“理”与“切己工夫”终究无法充分贯通。

阳明思想正是发端于对朱子学“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质疑，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学式的问题。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这一思想事件与胡塞尔提出先验现象学的思想进程颇有相通之处。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对于生活境域的“投入”和切己的领会，而首先不是主体性的、观念化的理性思维，更不是“主观意志”。“心即理”这一命题的内在涵义是，把“理”置于直接可领会的生活境域之中。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和规律。

对于这“活理”有着充分的、切身的领会体察，则自然就“悬置”了一切现成化的“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生活日用中得以充分地贯通交融。生活日用决不只是现成固定之“器”，决不只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经验材料”。

在生活日用之中融化着活的终极思想境界——这是阳明思想与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王阳明对于宋明儒学乃至中国思想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以其活生生的生活和人生体现出儒学和中国思想的“以身证道”的思想，以其“实际生活”实现了宋明儒学的打通思想与生活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