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居首功。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即位后对此事论功行赏，但王阳明却发现在此次封赏中，有诸多立功之人没有得到应有奖赏，同时还存在赏不称功的情况。因此他写了《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请求辞免自己的封爵并全面奖赏有功之人，只可惜朝廷没有批准。于是他又写《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再次请求辞去封爵并普及恩赏，朝廷依然没有批准，论功行赏一事也就此没了下文。虽然王阳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却在奏疏中为后世划出了一条做人和为官的底线，名为“不贪功”，即不“叨天之功”，不“掩人之善”，不“袭下之能”，不“忘己之耻”。 不“叨天之功”，指不贪图上天的功劳。很多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深藏着复杂的自然规律，人们将其归结成“天意”。王阳明认为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就是天意——宁王为篡夺皇位缜密谋划了十多年，然而不到一个月便被生擒，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论。既然是天意，那最大的功劳当然属于上天，如果将其据为己有，不免妄自尊大，迟早会招致灾祸。不“掩人之善”，指不掩盖他人的功劳。王阳明在奏疏中提到，宁王还未叛变时，朝廷对其阴谋早有觉察并暗中做出了部署。他本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被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地区军务，拥有紧急情况下的自行决断权，这正是朝廷为预防叛乱所做的安排。因此，面对宁王的叛乱，他才能够及时调兵遣将。此外，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的谋议，兵部尚书王琼等人的调度都是事先的准备，对平定宁王叛乱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人现在都没有受到褒奖，唯独王阳明自己受到重赏，在他看来这就是在掩盖他们的功劳。不“袭下之能”，指不占有下属的功劳。宁王叛变之初势如破竹，战无不胜，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员义无反顾地加入平叛队伍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或冲锋陷阵，或出谋划策，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他们的付出却在这次封赏中被忽视。朝廷不公正的做法令王阳明感到愤慨。因此，他在奏疏中一条条、一项项地细数了下属的功劳，既表明自己不愿抢下属功劳的决心，又真诚地请求朝廷全面奖赏这些有功之人。不“忘己之耻”，指不夸大自己的功劳。王阳明认为此次平定宁王叛乱，自己只是尽了臣下的本分，不能算是立下功劳。再进一步说，王家已世代蒙受国恩，王阳明觉得自己即使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更何况他日渐年老，身体衰病，自认没有多少时间和能力再报效国家。如果不自量力，将不属于自己的功劳占为己有，就是忘记自己的本分，夸大自己的功劳，也就丢掉了应有的羞耻之心。王阳明怀着朝廷能够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期盼，通过一纸疏文向世人提醒，为人为官都应当坚守“不贪功”的底线。因为人如果没有底线，就会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导致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立足之地。 然而，当今世界却明显缺乏这种“不贪功”的底线意识。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将人类的快速发展完全归功于自身的智慧，忽略了自然生态对人类的哺育。人们仿佛忘了，如此肆意破坏、任意索取，最后换来的不会是发展，只会是人类的灭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若不能守住“不贪功”的底线，一味贬抑对方的贡献、突出自己的功劳，彼此倾轧夺利，最终只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给旁人以可乘之机。于个人而言，在与人相处或团队合作时，如果故意强调甚至夸大自己的贡献，而刻意忽视他人或者下属的作用，同样是越过了“不贪功”的雷池，终将失去人心、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