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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待民,勇于担当
仁义待民,勇于担当
原文:
注释
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1]后人[2],非仁也 ;己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 ;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
出处:
《卷十一·别录三·乞休致疏》
译文:
坐视百姓遭受残害又以自身罪责连累后继之人,是不仁的 ;自己逃避困难而把困难留给他人,是不义的 ;只有口头承诺而不去实现,是不忠的。
解析: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浰头剿匪临近结束之际,因旧疾加重而向朝廷上奏《乞休致疏》,请求朝廷批准他于战事结束之际辞官休养。他在《乞休致疏》中写道 :“驱驰兵革,侵染瘴疠,昼夜忧劳,疾患愈困。……前后一岁有余,往来二三千里之内,上下溪涧,出入险阻,皆扶病从事。”长期以来,王阳明都在带病征战,他之前一直坚持不辞是因为朝廷下了“提督之命”,且当时“盗贼方炽”,他不愿辜负朝廷和百姓的期待。正如王阳明在文中所言 :“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后人,非仁也 ;己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 ;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官员,若是当时辞职,就是一种不仁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实,这并非王阳明第一次上奏疏辞官养病。在南赣平乱期间,他曾于明正德十年上《自劾乞休疏》和《乞养病疏》,次年又上《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皆未获得朝廷批准,但他并没有因此私自弃官、一走了之。可见,王阳明再次提出辞呈,也绝不是拒绝为朝廷出力,而是不想因自己日益严重的病情耽误国家大计。所以,在有合适人选顶替他之前,他仍以国家社稷为重,以为官避事为耻,从来没因病有过片刻懈怠。王阳明的这份仁义、忠诚与担当可以从他平定宁王之乱的事迹中得以证实。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前往福建剿匪途中得知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此时的王阳明,身边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接到朝廷派他前往平乱的命令,他大可径直前往福建,借故躲避灾难,而朝廷也没有理由怪罪于他。但王阳明却以社稷为重,挺身而出,凭一己之力筹划起了平定宁王之乱的行动,并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全力阻止朱宸濠攻打南京。为了拖住朱宸濠,他一边在各个府县张贴檄文,散布朝廷已命令数十万大军讨伐宁王的假消息,以此震慑宁王 ;一边又假造密信送给朱宸濠的两名心腹李士实和刘养正,称赞他们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并设法让朱宸濠在无意中“截获”,使得朱宸濠对两人心生疑窦,继而拒绝他们所提的攻占南京的建议。如此一来,王阳明为自己争取到了十几天的准备时间,并招募了一支不足三万人的队伍,而后便靠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打败了宁王十几万精锐之师,捍卫了国家安全,守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 与王阳明的事迹相比,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则不禁让人唏嘘。据记载,北村有个叫郑苏仙的人,做梦来到地府,看见阎王正在审查新到之人。这时,一位身着官服的人颇有气势地走进大殿,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过百姓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笑道 :“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还廉洁吗?”此人辩解道 :“我虽没什么功劳,但也没有过错!”阎王说 :“你一生处处所求只在保全自己,审办案件时,你为避嫌不敢说话,难道不是有愧于百姓?处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烦没有及时上报,难道不是辜负了国家?你身为朝廷命官却无所作为,这本身就是过错啊!”听完这番话,此人终于大悟。 为官当如王阳明,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挺身而出 ;在人民利益面前,能够仁义担当。在其位,谋其政 ;任其职,尽其责。“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只有爱民如子、勇于担当的官员,才对得起国家的重托与人民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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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视民之荼毒而以罪累[1]后人[2],非仁也 ;己逃其难而遗人以艰,非义也 ;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