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何陋轩、君子亭一样，宾阳堂也是龙场少数民族乡民为王阳明搭建的一座木制建筑，后来同样成为这段友谊的见证。其中，宾阳堂位于君子亭南侧，坐西朝东，是王阳明迎宾会友的场所。但是宾阳堂与君子亭一样，原物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未能得以留存。1938年，修文知县胡立五会同乡绅陈镜秋、刘恒泰筹资重修宾阳堂，新宾阳堂与大佛殿相对而立，气派非常。然而可惜的是，1991年新宾阳堂不幸被一场大火损毁。经贵州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实地考察调研后，于同年拨款在原址进行修复，修复后的宾阳堂留存至今，与大佛殿组成一个单独的院落。过去，宾阳堂前原立有胡立五所撰《重修宾阳堂记》碑一通。该石碑被毁后，政府又于1996年根据原拓，重刻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粮储道桐城孙起端手书的王阳明《宾阳堂记》碑，将其立于堂前，与庭院中苍翠劲拔的百年老黄荆相对而望。 俗话说，文以载道，物以言志，借物抒情是中国历代文人表达自己思想、理想及志向的惯常方法。所以，王阳明不仅为在龙场修筑的这些建筑一一命名，还各自为之作记。其中，《宾阳堂记》既展示了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光明和乐的心态，也表露了他欲以君子之道教化人心的渴望。“宾阳”一词语出《尚书·尧典》中的“寅宾出日”句，意指向东方日出之处行礼，谦虚谨慎，勤奋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君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太阳是生命、希望、温暖的象征，而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的王阳明，又将太阳赋予了“君子”的寓意。因为在他看来，两者皆属于充满正气的存在——太阳向外传递光和热，使大地得以生机勃勃 ；君子向外传递正义与信念，使世道人心得以被引入正途。王阳明之所以在龙场的传道讲学中选择以“君子”之道躬行教化，既是因为他刚刚得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心学”体系尚在胸中酝酿，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在龙场的首批“学生”多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尽管王阳明认为他们好比“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品行质朴且并不粗陋鄙薄，但也承认当地民俗中仍保留着“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的事实。这一点让王阳明意识到，若想施行教化就必须顺应他们的天性而为。所以，他很自然地选择了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形象——“君子”，作为引导教化的核心。在后期的讲学生涯中，王阳明提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的观点，有部分学者将“愚夫愚妇”的原型理解为龙场本性质朴却未受引导的少数民族百姓，而此说法也可看作是王阳明在龙场以君子之道躬行教化一事的升华。 王阳明在龙场不知疲倦“讲学化夷”的做法深得当地百姓和黔中弟子的敬仰与铭记。王阳明离开龙场后，当地的少数民族乡民为表示对他的怀念，便将龙冈山奉为圣地，相约不在山上放牧采樵。而在王阳明去世后的第六年，其私淑弟子、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在《新建阳明书院记》一文中的记载则更能体现王阳明顺应少数民族天性施行“化导”和“训诲”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文中记载：“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 ：‘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场奉祀者。”王阳明虽然是因反抗政治黑暗才获罪贬谪龙场，但到龙场之后的种种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若想坚定心中志向，势必会遭遇无数艰难险阻，正如太阳虽然耀眼，依旧会被云雾遮蔽。所以，王阳明期望借助“寅宾出日”的古语劝勉自己，也劝勉弟子及所有能读懂这篇《宾阳堂记》的文人士子——作为君子自当坚定心中所想，无论遭遇多少挫折困苦，也不能动摇自己的人生志向，因为云雾终究遮不住太阳，太阳终有一天会穿云破雾，普照大地。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在今后的讲学论道中，王阳明才会常用太阳比喻心体之光明，以云雾比喻心体被私欲遮蔽。即使到了人生尽头，王阳明依旧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足以见太阳的形象在数次身处逆境的王阳明心中具有多么难以言传的深厚寓意。 也正是由于王阳明在《宾阳堂记》中表现的深思熟虑和寄寓的殷切希望，日本阳明学者东正堂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中评价此文称 ：“文章整体古色苍然，在最后使用韵语结尾，犹如隐语一般，其中多难语，实乃非常罕见之名文。宾阳堂是先生迎接往来宾客之处，故意在文中玩弄难语，只是为了让贤能智慧之士能够有所悟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