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三年四月，继草庵、玩易窝和龙冈山石洞（被王阳明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后，王阳明在龙场又拥有了一处新的住所——何陋轩。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 ：“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由于王阳明懂得根据少数民族的风俗教化引导，双方相处融洽，少数民族乡民为表感谢而为王阳明新建了何陋轩作为栖身之所。这座木质建筑不仅改善了王阳明的谪居条件，也成为王阳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洽相处的有力见证。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据《修文县志·古迹志》记载，最初的何陋轩在明代后期已圮，现存于中国贵阳修文阳明文化园的何陋轩乃清朝重建，是一座庞殿顶、梁架式翼角起翘的走廊式四角小屋，位于“阳明小洞天”右侧。虽然原物早已消逝，但王阳明所写的这篇《何陋轩记》却历经500年岁月洗练依然传诵不息，文中流露出的“君子居而不陋”和“君子居夷躬行教化之志”，今日读之仍令人肃然起敬。 “何陋”二字出自《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 ：‘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当孔子想前往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躬行教化、开启民智时，有人劝阻说 ：“那种落后闭塞又未开化的地方断然不可居住。”孔子却答 ：“只要有君子居住，那里就不再闭塞落后。”可见，只要心中以君子人格自守，就不会以世人眼中之陋为陋，而何陋轩的命名亦体现了王阳明力图效仿儒家先贤，在龙场“箪瓢屡空”的状态下自得平淡之乐的追求。据记载，龙场不仅地处“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险恶，还是苗、彝等少数民族的世居地，风俗习惯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正是世人眼中“陋而不可居”的九夷之地，而建于如此环境中的小木屋自然也是一间“陋室”。按常理而言，来自中原官宦之家的王阳明自幼生活条件优渥，面对凄凉蛮荒的龙场，本该同世人一样认为此地“陋而不可居”。但是，因为从“孔颜之乐”中汲取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王阳明反而在此“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并将这个简单的栖身之所命名为“何陋轩”。除了能克服龙场困厄的自然环境，不以居夷为陋，当两位随从先后因身心上的水土不服而病倒时，王阳明更是亲自照料，以家乡小调为他们排郁解忧。其间，因为粮食短缺，他还向当地少数民族请教农事，学习如何稼穑蔬稷、耘田除草。通过参与各种生产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王阳明在平凡、艰苦的劳动生活中与当地少数民族日渐熟悉，而王阳明谦虚诚挚的性情及和蔼可亲的态度也令龙场百姓乐意与之亲近，在生活、劳动等方面提供各项帮助。正是由于双方逐渐建立了深厚感情，龙场百姓在看到王阳明仍居住于阴暗潮湿的龙冈山石洞时，决定砍树伐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为其修建了几间木屋——除本篇《何陋轩记》中的“何陋轩”外，余下的木屋分别被命名为后续两篇文章所提及的“君子亭”和“宾阳堂”，供王阳明在龙场居住讲学。对王阳明来说，在当地少数民族的帮助下，自己的生活条件已得到极大改善，几间木屋更饱含了他们对自己的拳拳心意。所以，木屋虽看似粗糙简易，但并不能称之为“陋”室。 此外，“何陋轩”的命名不仅表达了王阳明对龙场百姓的深厚情感，更寄托着王阳明继承孔子遗志、欲在龙场躬行教化的深刻含义。王阳明虽成长在官宦之家，但在历经从浙江迁居京城、在京城两次落第、下诏狱、行廷杖、贬龙场这一系列起伏跌宕的人生磨难后，他逐渐意识到程朱理学的僵化和不足，看透纯知识层面的认知正导致世间学者“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正如自己在京城的同僚和朋友，他们虽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之地，但为人多两面三刀、虚与委蛇。相反，偏远蛮荒的龙场却让他发现了中原文化里缺失的君子之“质”——所谓“绝缘于文明”的九夷之民其实热情、真诚、质朴、善良，有着璞玉般的美质，并且比部分饱读诗书的士人更容易教化，几近文化荒漠的九夷之地瞬间成为中原文明已经失去的最为亮丽的那一分底色。初到龙场时，当地少数民族听闻王阳明是从京城而来的新驿丞，纷纷好奇地环聚探问，而王阳明同样也对他们心怀好奇，正如他在《何陋轩记》中所描述的 ：“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尽管双方服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王阳明认为龙场的风土人情犹如古时遗存一般的淳朴，因此他并没有心生嫌恶或歧视之情。随后，当地少数民族给予的关心与帮助更让王阳明感受到世间的温情。他们在贫苦生活中显露出的淳朴品格，以及克服困难、乐于助人的精神，都进一步坚定了王阳明在龙场活下去的信念。在王阳明看来，龙场百姓虽如“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但相较于那些受过教育、懂得典章礼仪，却善于掩饰的人而言，他们“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并无精神之“陋”，只要对他们稍加教化，诱导其认识自己的本心，便可以成圣成贤。 实际上，早在栖身“阳明小洞天”时，王阳明便开始讲学化民，而何陋轩等建筑则拓展了他的讲学阵地，令他能更好地在“居职之暇，训诲诸夷”，进行心学启蒙教育，使得“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所以，黔中学子亦将何陋轩等建筑统称为“龙冈书院”。正如王阳明《龙冈新构》所言 ：“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王阳明躬身力行孔子居夷化民之志的举动，不仅推动了当地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也令他的生命意义得到升华，在人生逆旅与现实世界中取得了心理上的认同，从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此后，落后闭塞的龙场书声琅琅，礼仪顿开，风气为之一变，成为阳明心学思想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