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以当今宦官乱政、武宗失道为由，起兵叛乱。这场叛乱并非朱宸濠的“一时兴起”，而是一场蓄谋几代人的皇室操戈，其源头可追溯至朱宸濠的高祖——第一代宁王朱权。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在“靖难之役”中受兄长朱棣诱迫不得不帮其篡权谋位，但事成后朱棣非但没有兑现与朱权“中分天下”的诺言，反而将其分封至南昌并加以监管，两家嫌隙就此产生。朱权死后，其孙朱奠培因大张旗鼓增造宫殿而被削去护卫，此后两家矛盾更为加剧。当藩位传至朱宸濠时，看到当今皇帝整日沉迷玩乐，在政务上毫无建树，其谋反之心愈发强烈。于是朱宸濠暗地里结交权贵、招兵买马，集结叛军十万，一路破南康、九江，攻安庆，直逼南京，大有挥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势。当时，王阳明正从赣州前往福建剿匪，走至江西丰城之际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便立即返程吉安，并在知府伍文定的协助下迅速募集义兵。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王阳明一面大施疑兵之计，假造兵部文书，声称各路人马正分道并进，准备夹攻南昌 ；一面又行离间计，伪造朱宸濠亲信的投降密状，借以迷惑和牵制叛军，为朝廷官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用兵如神的王阳明以万余兵力，仅历时43天（也有说35天）便平息了朱宸濠厉兵秣马十年的反叛，并将其生擒于鄱阳湖。此番战役，充分展现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为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延续了百余年政治生命，《明史·王守仁传》也因此给予了王阳明“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的高度评价。但王阳明的显赫战功非但没有得到朝廷嘉赏，反而受到奸臣张忠、许泰的疯狂诋毁。由于害怕王阳明揭穿其曾与朱宸濠暗中勾结的事实，他们先将王阳明弟子冀元亨曾到宁王府讲学之事诡辩为王阳明与朱宸濠私通的证据，反咬一口，污蔑王阳明原打算与朱宸濠勾结谋反，只是受情势所迫才转向朝廷，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叛变 ；后又唆使武宗皇帝御驾亲征，彰显帝王神威。经过奸臣的一番鼓动，昏庸的武宗皇帝竟然也产生了亲自出征的想法，并命令王阳明将已经生擒的朱宸濠重新放回鄱阳湖，待其前来亲自擒拿。王阳明几经上疏劝阻无用后，只得在权衡之下将朱宸濠交给了当时尚属正直的宦官张永，自己则称病退守，前往西湖净慈寺静养。正德十五年，王阳明到庐山先开寺（今秀峰寺）刻石记功，留下了此篇千古流传的《平定宸濠纪功碑》。文中称颂武宗皇帝“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於赫皇威”，但也借擒拿朱宸濠时间前后矛盾的叙述隐晦表达了王阳明有口难言的复杂心情。全文总长不过150字，但通篇字体笔墨潇洒，雄健苍劲，代表了王阳明书法的极高水平。清朝诗人王渔洋观赏此碑后激动不已，曾写诗赞叹道 ：“文成摩崖碑，其字大如斗。万古一浯溪，光芒同不朽。”将该碑与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顶尖之作《浯溪碑》共同视为万古不朽的作品。 从早期的深陷囹圄、被贬龙场，再到如今经历宸濠之乱与许泰、张忠之变，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也在种种人生起伏之中变得更为圆熟，开始越发相信良知的力量——只有真正的“良知”才能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于是当年九月返回江西南昌后，王阳明在白鹿洞书院广聚世儒并第一次开始谈论“致良知”学说。正如他所言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若不是前半生尝遍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又哪会有如此深切的体悟。虽然在过去48年的人生历程中，能够称得上安乐顺遂的“幸福时光”少之又少，但王阳明终究凭借顽强的意志与过人的智慧将苦难变成了精神的给养，把自己活成了光耀千古的传奇。此后，循着“致良知”说继续前行的他，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也变得愈发廓然大公、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