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二月，深知世间学问支离已久的绍兴知府南大吉为复兴圣学，特派山阴县令吴瀛修葺荒废在绍兴府卧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并增建尊经阁，以期“经正，则庶民兴 ；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嘉靖四年四月竣工后，南大吉邀请在乡守制的王阳明到书院讲学，并为尊经阁作记。于是，王阳明写下了其书院“四大记”中最受世人称赞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回顾王阳明的一生，其哲学思想的传播与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在贵州兴建龙冈书院，成为其书院讲学的发端 ；而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力倡“知行合一”之旨 ；巡抚南赣感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复建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濂溪六所书院，推行良知之学 ；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居越期间，在绍兴一带专事讲学，与门人讲授“致良知”说 ；嘉靖四年十月，由王阳明门人集资创建的阳明书院正式在绍兴建立，阳明学派从此走向成熟，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践行着王阳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补救官学之流弊”的书院观。 仔细品读《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不难发现，文中一反传统作记的套路，着眼点不是“尊经阁”，而是“尊经”。一方面，他未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尊经阁的建阁背景、缘由、过程，以及阁的规模、样式和内部结构上；另一方面，他在文中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阐述了儒家经典“六经”的作用、意义以及对“六经”的独到见解。在王阳明看来，“六经”是圣人为匡扶人间正道而留下的“簿籍”，其中《易经》讲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变化，《书经》讲典章法度、政务实施，《诗经》讲歌咏情感的表达方式，《礼记》讲调理品节、规矩仪式，《乐经》讲欣喜欢愉的和平触发，《春秋》讲诚伪邪正的辨别。可见，“六经”涵盖了自然、社会、生活、思想等方方面面。因此，谈到如何“尊经”，王阳明主张“‘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即“六经”所载的内容是贯穿于古往今来的恒定规律，只有真正的体认，才能理解其中奥义 ；否则，就如同富家子弟散尽家财一般，浪费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财富”。 王阳明于文中大谈“尊经”之旨，主要是想纠正明代的治学之风。南宋初年，自朱熹复兴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以来，各地纷纷效仿建立以经世之学为宗旨的书院。在此影响下，儒学渐渐代替了盛极一时的禅学而成为主流。基于“立志成圣”的为学根本，许多书院也不再拘泥于科举考试的训诂记诵之学。到了元代，科举考试开始专门考查朱子学对经典的解释，朱熹的观点成为士子答卷的立论依据，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推倒了“经”一般的地位。明代中期，更是出现了只推崇朱子训诂记诵之学而排斥其他学派的现象，儒学偏离了弘扬圣学本原的正轨。于是，王阳明才分别从“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三个方面批判了当时人们对儒学“六经”舍本逐末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在他看来，这些做法连同圣人留下的“簿籍”都毁掉了，不能算是对“六经”的尊崇。同时，王阳明认为，尊崇“六经”不能流于表面和尊重其地位和影响，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修建经阁，只有回归圣人作“六经”的初心，不在训诂记诵上劳神费力，将“我注‘六经’”改为“‘六经’注我”，才是“尊经”的最佳体现。 王阳明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虽是应邀之作，但其“尊经”之论并非一时兴起。早在贬谪贵州龙场驿时，他就一边研读《易经》，一边体悟生死，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理论。而为了验证悟道结论，王阳明还曾作《五经臆说》和《五经臆说序》，这些都是他“尊经”之论的雏形。后来，王阳明通过不断提炼与完善，渐渐把“心即理”“知行合一”等理论思想纳入“致良知”学说中 ；而随着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完善，其“尊经”之论也不断成熟起来，最终形成了这一千古名篇。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学者吴楚材、吴调侯将此文选入《古文观止》，并在评语中写道 ：“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一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