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雨，是由中华民族水崇拜衍生出的一项重要活动。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建立和发展，两教均以各自的宗教形式积极融入了祈雨活动，而曾一度溺于“佛老之习”的王阳明自然也会了解相关内容。虽然在回归儒家圣贤之学后，王阳明并未继续研究此类神秘文化，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亲民思想依旧让他与祈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下也诞生了诸多与之有关的故事和作品。这篇《时雨堂记》便是王阳明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为百姓祈雨后留下的传世名作。王阳明虽将其对佛道之学的研究称作“邪僻”，但在觅得儒家主体性的基础上，他也支持儒释道三家思想交会的共法。这种复杂的心理意识同样反映在王阳明面对祈雨的态度中。据《王阳明年谱长编》记载，王阳明与祈雨的渊源可追溯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当年九月，王阳明因病而离京归乡，并在绍兴四明山阳明洞筑室修行。据传他因修炼“真空炼形法”而能未卜先知，并成功预言前来探望他的朋友们的行踪，世人于是顺理成章地认为王阳明也精通了道教的祈雨之术。因此，当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绍兴再遇旱情时，太守佟珍前去拜访王阳明，询问求雨之术。王阳明因知晓佟珍在修建储藏赈济粮所设的预备仓时巧取粮银，又急功近利，于是写《答佟太守求雨》婉言回拒，并在文中提醒佟珍，获雨的重点在于人“皆有高洁不污之操，特立坚忍之心”，而非祈雨的形式。后来，由于绍兴久旱未解，王阳明最终还是答应了佟珍的请求，亲自前往南镇庙向会稽山神求雨，并作《南镇祷雨文》。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反对“祈雨”这个形式，只是更强调要厘清处理旱情的本末关系。王阳明将祈雨行为上升为体察民情、注重民生之举的观点，既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也体现了王阳明历来提倡的“亲民”思想——为官者要思民所思、想民所想，并重视培育自己的“日用操存”之德。 这样的思想亦体现在正德十二年的上杭祈雨和会昌祈雨中。当年二月，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王阳明奉命前往漳州平寇。途中驻军上杭县时，却见当地久旱，百姓困苦不已，于是王阳明在察院行台为民祈雨，而后果真求得一场大雨。然而，这场大雨并没有完全解决旱情。所以，待到四月班师回到上杭县时，王阳明再次登上行台祈雨，并作《祈雨辞》与《祈雨诗》。这次的大雨连下三天三夜，终于解除了旱情。当他登上城楼，看到百姓下田插秧的热闹场面时，欣然作《上杭喜雨》（又名《喜雨三首》）诗三首以表达自己能解决百姓疾苦的喜悦。而后，王阳明应当地乡绅之请将行台内的清风亭改名为“时雨堂”，并作下此篇《时雨堂记》。“时雨”二字取“王师若时雨”之义，正体现了王阳明深切的爱民之心和他对自己亲民思想的践行。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阳明的三传弟子王时槐主持修建文成公祠（后改称“功德祠”），并将《时雨堂记》勒石成碑，置于祠内。此碑如今仍立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瓦子街上。著名诗人丘逢甲在回到祖居上杭看到这块石碑后，还在其诗《忆上杭旧游十五首》中感叹 ：“今日阳明祠下过，冥冥雷雨读残碑。”从上杭县启程后，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五月途经会昌县，此时的会昌县也正遇大旱而数月未雨。眼见田禾干枯、民不聊生，王阳明又再次备具香帛牲礼，与全县官民一起来到城西的翠竹祠举行祈雨仪式，并撰写《祈雨辞》。祈雨仪式后的第二天，会昌县及周边地区果真大雨交加，且连下数日，旱情就此缓解。回到赣州后不久，王阳明在时任知县林信的请求下为翠竹祠题字“功泽弘庇”。王阳明在会昌《祈雨辞》中写道 ：“小民无罪兮，天无咎民！抚巡失职兮，罪在予臣。”字里行间皆流露着他“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亲民思想和他对身为官员“日用操存”之德的反思。正因此，这篇言辞恳切、感情真挚的祈雨文为后来的历任会昌知县所推崇，并镌刻于县衙正堂后的屏风之中，成为明清历代知县的官箴铭文而流传。而王阳明的题字“功泽弘庇”亦被做成鎏金匾额，悬挂在翠竹祠正殿之中，作为纪念王阳明会昌祈雨的事功。 回顾先后几次祈雨的行为，王阳明以“顺从民意、抚慰百姓”为先的圣人形象再次具现。无论王阳明的祈雨成功是否存在时空上的巧合，也无须深究王阳明是否真的相信能够通过祈雨这种神秘主义行为而获得雨水，其背后所蕴藏的都是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亲民思想和他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践行。看到百姓因旱情而焦灼，他便“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亲自为民祈雨。这种思想也与其后来在《亲民堂记》《大学古本序》《大学问》等文章中不断论述的“亲民”思想达到了高度一致，成为其“亲民”思想的早期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