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在赣州剿匪期间常会被请教有关《大学》古本和《中庸》古本的问题。因此，厘清《大学》古本与《中庸》古本的来龙去脉及其思想内涵，便成了王阳明这一时期在讲学之余常常思索的课题。为此，正德十三年七月，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匪乱后，写下了《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其中，王阳明在《修道说》一文中，对《中庸》“立诚”的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并借此文表达了自己的中庸思想。随后，他不远千里派人将这三封手书送到了素有“程朱理学大本营”之称的白鹿洞书院并刻石立碑，欲借此“求正”于朱熹，以恢复古本之名。 明代学者大多承袭宋代程朱理学的学术传统。然而，在王阳明看来，正是由于程、朱二人推崇“格物致知”和“知先行后”思想，才间接导致了世人言行不一的不良风气日益滋长。因此，继“知行合一”之后，王阳明于正德八年提出了“立诚说”，并在此后八年间一直将其作为阳明心学宗旨进行推广，以期通过宣扬和践行正心诚意的古训重整世风。可以说，“立诚说”既是王阳明在程朱理学基础上对儒学经典的重新阐释，也是王阳明构建其心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不同于朱熹推崇格物，王阳明认为“诚意”才是贯穿《大学》和《中庸》两部经典的核心思想。弟子守衡曾向王阳明请教何为“诚意”，王阳明答《大学》的主旨就是“诚意”。《大学》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一个人通过学习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发展过程，而“诚意”作为“格物致知”和“修齐治平”之间的重要环节，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指出，功夫的难点在于“格物致知”，而要做到“格物”，首先要有“诚意”。“意诚”之后，自然就会“心正”“身修”。同时，王阳明认为《中庸》较《大学》而言更加侧重于讨论性情表达的形式与尺度，《中庸》提倡君子的内心情感是符合礼仪、符合情理的正确表现，而一切情感与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诚”。 王阳明在《修道说》中强调 ：“率性之谓道，诚者也 ；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在他看来，《大学》与《中庸》的功夫便是“诚意”，而将“诚意”做到极致的至诚之人就是遵循天性的圣人。因此，毕生以成圣作为终极追求的王阳明，才会在《大学》与《中庸》“诚意”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立诚说”。王阳明认为，“立诚”是为学的第一要义，是学问之大头脑，而“立诚说”虽然基于诚意之说，但比“诚意”有着更为丰富的哲学内涵和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首先，王阳明将立圣人之志融入“立诚说”中，为学者从事学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和内在动机，并赋予“立诚说”以“诚有求为圣人之志”的意义。其次，他在“立诚说”中指明了圣人之所以成圣人的原因，即“纯乎天理”的心之本体。再次，他在“立诚说”中强调了诚其好善恶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学者通过为善去恶恢复“纯乎天理”之本心的直接动力。最后，王阳明认为“立诚”的最终目的是在有了成圣的志向、“纯乎天理”的本心、好善恶恶的情感之后，将一切付诸为善去恶的行为中 ；而这种真切笃实的行为正是王阳明“立诚说”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此外，在《修道说》中，王阳明还以“立诚说”为出发点，对“中庸”思想进行全新阐发，更为凸显和强调心性的作用。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都不可能超越“心”的界限，所以一切用功要从“心”开始，也就是从“立诚”开始。 从结果上看，虽然“立诚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不断完善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却没有成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宗旨。这是由于“立诚说”中存在难以避免的逻辑缺陷——王阳明在“立诚说”中仅提出了要培养好善恶恶的情感和践行为善去恶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忽略了明辨是非这一重要环节。而“致良知”说的提出，正好弥补了这处逻辑漏洞。可以说，“致良知”说的提出不仅进一步继承发展了“立诚说”，还使得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变得更为博大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