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文是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这种文体最早出现在汉代，人们在祭扫山坟陵墓时，往往要诵读“哀策”，即早期的祭文。到了唐宋，祭文开始兴盛并广泛推广，种类也不断增多，甚至出现了不少写此类文章的大家，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都是脍炙人口的祭文名篇。此后，人们对这种文体沿用不衰，用它来表达对亡亲故友的哀悼之情，祭文也因情感真挚而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但祭文以真挚情感打动人心的前提往往是祭者与被祭者相熟，或有亲密来往，然而王阳明的这篇《瘗旅文》却是为三位客死异乡的陌生人而写。 在谪居贵州的两年时间里，王阳明创作留存的文章共有20篇，其中《瘗旅文》作于正德四年秋月。当时，王阳明遇到一个自京城经龙场驿赴役的吏目，他本计划向吏目打听北方之事，可未等见面，吏目便与其子、仆相继殒命。听闻他们曝尸荒野，王阳明深表同情，招呼两位仆人随他一同前去安葬，并写下了这篇感人至深的《瘗旅文》。文章集中展现了王阳明的恻隐之心，更呈现出其旷达的坚忍精神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因此，《瘗旅文》不仅成为王阳明第二篇被收入《古文观止》的作品，还与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称为祭文“三绝”。清代著名文学家金圣叹评价此文 ：“作之者固为多情，读之者能无泪下。”正是以推己及人的真情实感，王阳明才能为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写出千古奇文，并感动数百年来众多志士仁人。 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中国人自古就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很多时候，宦游他乡实为不得已之举。即便在外功成名就的人也常常怀有衣锦还乡的理想。正因此，当看见背井离乡曝尸荒野的吏目，王阳明才会接连发问 ：“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王阳明为吏目因微薄官俸便投荒万里的行为感到不解，但也认为吏目经历一路的饥渴劳累、筋骨疲惫，又外临瘴疠、心存忧郁，他的死去几乎是必然的。因此，王阳明在对吏目表示真切而深沉的同情之余，还将这种悲痛与自己的遭际相联系，产生了感同身受的效果。他回想起当年的自己，从繁华的京城被贬至蛮荒的龙场时，内心也充满着冤屈和不平，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怀念，也面临过在极度恶劣自然条件下如何生存的考验，也曾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最后王阳明不仅没有走向死亡，反而克服了贬谪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实现了生命的“脱胎换骨”，与眼前曝尸荒野的吏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王阳明在《瘗旅文》中自述 ：“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在王阳明看来，虽然置身凶险的环境是无法选择的，但置身逆境中的态度与行为却是可以选择的。离京赴谪时，他曾在《答汪抑之三首》中写道 ：“良心忠信资，蛮貊非我戚。”可见，他坚信只要自己“言忠信，行笃敬”，即使被流放到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也不需要担心。在《陆广晓发》一诗中，王阳明又写道：“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在他看来，蛮荒之地的山水清秀而美丽，绝不亚于那些名山大川。初至龙场，他甚至将艰苦的贬谪生活看成是一种“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的奇境之游。居夷两载，王阳明不仅没有被困难压倒，反而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明白了“心”才是赋予行动以无限改变，并影响人生的内在动力。 通过《瘗旅文》不难发现，面对刚到龙场便失去生命的三位异乡人，王阳明除了发出“吾与尔犹彼也”的感慨外，更体悟到自己内心早已产生一种超脱生死的达观之情。而这种情绪不仅是王阳明在谪居龙场期间心路历程的深刻写照，更是他在儒者、仁者、智者三种不同层次上“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格境界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王阳明才能在离开龙场、离开贵州后，历任知县、巡抚、兵部尚书等职，才能在学问与思想日渐精进的同时，于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取得不俗功绩，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真“三不朽”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