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见斋说》是王阳明中晚期“精微三说”之一，另外两篇为《修道说》及《自得斋说》。“见斋”一词属刘观时的自励之言。《见斋说》开篇便提到，他因名字为“观时”，自觉“观必有所见，而吾犹懵懵无睹也”，于是便将平日里学习用功的书斋命名为“见斋”，借此来激励自己。 有关王阳明和刘观时的因缘则可追溯至王阳明赴任龙场之时。遭遇被贬，本应是众人避嫌的对象，但以蔡宗兖、冀元亨、蒋信为代表的众多阳明心学追随者却远赴龙场，只为执贽拜师，以表对王阳明的信任与支持。刘观时也正是在此时由湖南常德跋山涉水奔赴贵州龙冈书院，成为王阳明在龙场招收的首批26名弟子中的一员。待王阳明从龙场赴任庐陵，第二次途经辰州时，刘观时更是一尽“地主之谊”，为王阳明在龙兴寺开班讲学奔波操持。这段时间王阳明的讲学以“静坐说”为主，且因为与当地弟子颇为投缘，王阳明在此一住就是半月。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太仆寺是兵部下辖管理马政的机构，因北京有北太仆寺，所以位于南京的又称为南太仆寺。但事实上，南太仆寺并不在南京，而在位于今天的安徽省滁州市，且位于滁州城外二里地的丰山脚下，与琅琊山毗邻而坐。次年，王阳明被派往滁州任督马政，刘观时、唐愈贤等弟子专程从湖南前来求学问道。这一时期，王阳明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纵情游览滁州山水，仅诗作留存就多达37首。此外，他还经常带领弟子在琅玡山下授课讲学，培养了一批心学后人，并由此开启了王门游学的传统。 到正德九年五月王阳明再次赴南京任鸿胪寺卿的这段时间里，刘观时除中途短暂返乡外，其余时间一直随侍在王阳明身侧，并发生了其与王阳明就“哑巴吃苦瓜”一事论学的著名故事。据《传习录上·薛侃录》记载，刘观时曾经就“未发之中”是什么请教于王阳明，王阳明解释说：这好比哑巴吃苦瓜，哑巴是不可能告诉你他是什么感受的。而你若想要知道这个苦到底是什么味道，还是要自己亲自尝了才知道。但这样的答复显然并未完全解开刘观时心中对于“未发之中”真意的疑问。到了南京后，刘观时又就“道是否可见”一事求教于王阳明。于是，为能够与刘观时详细解说“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并借此机会向弟子们再次强调须在实践中省察克治的功夫，王阳明写下了此篇《见斋说》。联系刘观时前后两次向王阳明请教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却是“殊途同归”——正如苦瓜需要亲自品尝才知道有多苦，“道”也需要自己体认才能获得更为深刻的认知。古语有云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也就是说，“道”并不可以仅靠语言就能阐述清楚，反而一言说就破坏了“道”原有的本色，甚至越言说越会使我们不断背离“道”的真实含义。究其根本，语言虽妙，但始终只是一项表达人类情感的工具，人还有无数体验和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否则也不会有“妙不可言”“难以言表”“苦不堪言”等精妙成语的存在。也正因如此，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才由原来的“口耳之学”转向追求“身心之学”，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弟子们强调“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在此篇《见斋说》中更是直言：“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 这样的思想也间接反映了王阳明在这一时期更为强调“省察克治”论学形态的事实。正如前文所述，王阳明自龙场归来一直倡导“静坐悟入”的教学方式，由此而引发部分弟子喜于高谈阔论的流弊。王阳明面对这一现象十分后悔：“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因此，为修正“静坐说”带来的弊端，自南京讲学开始，王阳明便改变了过去的教学方式，更加注重提高弟子们自践自悟的能力，主张在实践中省察克治，由此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也正是这一次教学生涯上的及时纠偏，才为王阳明后期提出“致良知”说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