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吴楚材及吴调侯虽然均是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私塾教师，但是二者编著的《古文观止》却成为自清代以来流传最广的学塾启蒙读本，且时至今日仍然是当代人了解中国古典文学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正如书名“观止”所表示的“尽善尽美”之意，能够入选《古文观止》的文章皆为历代名家所作精品中的精品。而在明朝众多文人学者中，能被《古文观止》连收三篇文章的仅有王阳明一人，此篇《象祠记》正是其中之一。 文中所提象祠，位于今贵州省黔西市古胜村灵博山，与王阳明被贬的龙场驿相距不远。正德三年，水西宣慰使安贵荣应当地百姓之请，对年久失修的象祠进行翻新，修葺完毕后向王阳明发出了为新象祠作记的邀约。但王阳明最初收到这个邀请时却颇为犯难，因为在中国文人的传统认知中，象是一个很难和“正派”搭上关系的人物。据《尚书·尧典》记载，象是一个不仁不义之徒，不仅对父母不孝，还多次蓄谋加害兄长舜。《孟子·万章上》的描述更为直截了当 ：“象日以杀舜为事。”与之相反的是，舜被视为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虽然一直饱受父母和异母弟象的迫害，但舜始终对他们报以仁德之心，登帝之后更是特意给象分封了土地（就是《象祠记》中提到的有庳，即今湖南省道县北），令其成为一方诸侯。象去世后，道县人为了祭祀他，建立了第一座象祠。这里的香火一度十分旺盛，直至唐元和年间，时任道州刺史崔伯高认为象并非值得百姓世代祭祀之人，于是拆毁了当地的象祠，还特意请柳宗元为此事作记——《道州毁鼻亭神记》。文中除了对摧毁象祠之举大加赞赏，还详细记录了“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于江”的拆毁过程。在《象祠记》中，王阳明也曾就修建象祠的动机请教安贵荣，但对方亦是语焉不详，只大概解释说这是当地夷民自远祖以来就流传的习俗，真正的原因已经无人知晓。如此一来，对象的祭祀风俗到底从何而来，远在贵州大山深处的苗乡又为何会继承这样的习俗，种种疑问萦绕在王阳明的心头。 一向严谨治学的王阳明当然不会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为人作记。经过一番深刻思考后，王阳明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祭祀象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首先是“爱屋及乌”说，即文中提到的“祀者为舜，非为象也”。王阳明认为，大家也许是因为尊崇舜才连带对象进行祭祀。其次，王阳明进一步联想到“舜善化人”说。据《史记》记载，舜的仁善最终感化了象，使象在前往封地有庳之后也变得勤政为民、兢兢业业。一方面，象通过加强管理，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和道德文明传入此地，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精通南方地区方言，象在加强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的交往尤其是语言交流上也做出了极大贡献，避免了因口传政令而谬误百生甚至贻误大事的情况发生，这也是夏商周时期把中原与南方民族交流的使者称为“象”的起源。于是王阳明推论说，象在后期已经被舜感化，而“象之不仁，盖其始焉尔”。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勾连了“舜善用人”说。文中提到，为了使象能够“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舜还安排了辅佐象治理地方的谋士与其共同前往有庳，使象能够安于其位、造福百姓。这段内容王阳明表面是写象，实际依旧是借象扬舜，由此引出人们祭祀象的深层原因。最后，经过以上严谨缜密的分析，王阳明才引出“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的根本观点，即天底下再恶的人，哪怕是象也会被感化 ；而真正的君子，哪怕是碰上像象这般的恶人，也可以将其感化！这句话可以被拆解成两个层面理解 ：一方面，君子要通过修炼自身品德不断提高化育他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经犯过错误的“恶人”，只要能够及时改正，最终也能成为世人敬仰的典范。这正如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所强调的“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观点，犯错这件事，连圣贤都难以避免，因此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犯过错，而是他是否真的有改过之心及改过之行。象虽然在早年犯过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义的错误，但是到有庳后，他能及时正视错误、改变自己，并将一方水土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一个人物就值得当地百姓为之歌颂，就值得将对其祭祀的风俗世代延续。而这，才是贵州的象祠能够在饱经风霜之后，仍然得以独延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象祠记》一文的背后，还间接展现了王阳明善用发展眼光看待人和事的圣人形象。文中他对“象之始”和“象之终”采取严格区分的态度，认为唐朝人毁坏象祠，是针对最初那个“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的象 ；而如今夷人所祭祀的象，则是那个最终弃恶从善、恩泽百姓的象。与常人不同，王阳明没有轻易否决象的人物形象，而是进行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分析之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象祠记》表面上呈现的是象之转变，但内里还埋下了王阳明善于洞悉世事的深刻暗线。由此，王阳明才能在分析象的人物形象、分析象祠得以延续的真正原因的过程中，再次实现思想认识的大飞跃，提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精彩论述。这样的思想已不止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传承，更呈现出王阳明“以君子自期”和“以君子期人”的圣人道德典范，成为其晚年提出“致良知”学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