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所有志书在编纂刊印之前，总会邀请一些名流儒士作序，主要目的是借助其社会影响力向人们介绍及推广该部志书。作为王阳明现存最早的文章，《高平县志序》一文正是王阳明应友人高平知县杨子器之邀而作。这篇志序展现了王阳明深厚的文字功底。通过叙述方志与王事、方志与治国的辩证关系，王阳明还将编纂方志与治国理政相勾连，阐明了其“修志资政”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伦理观。 杨子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较王阳明年长14岁。入仕后的18年间，他曾历任昆山、高平、常熟知县。其中，他在高平县的任期虽然仅有一年，但却开创了高平修地方县志的先河，使当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当年的高平县即今天的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从古至今共有[9]部市县志书传世。其中最早的三部县志均成书于明代，编撰年代分别为弘治、嘉靖和万历年间。由于这三部县志均已佚失，此篇《高平县志序》就成了高平历史上第一部《高平县志》的唯一见证。弘治八年（1495年），杨子器入京请序时，王阳明尚在国子监求学。杨子器之所以会选中时年24岁、尚未入仕的王阳明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县志作序，除了因其与王阳明之父王华有“座主”之谊，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此时王阳明卓越的文采词风早已享誉姚江、名满京城。据《王阳明年谱长编》记载，弘治六年（1493年）春，王阳明再次会试落第，朝中官员知晓之后纷纷前来安慰，其中李东阳更是戏称 ：“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于是王阳明提笔写下一篇《来科状元赋》。这篇即兴而作的文章却让李东阳大为赞叹，认为王阳明日后必定成就不俗。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年少，但王阳明的辞章已颇具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让杨子器欣然历经长途，亲自从山西来到京师请王阳明为这部《高平县志》作序。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中举入仕，两人同朝为官，交往日深，情谊日厚。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满，升任江西庐陵知县，赴任途中经辰州寓居虎溪龙兴寺。即将启程之际，听闻杨子器也将前往此地，还于寺壁之上题诗《辰州虎溪龙兴寺闻杨名父将到留韵壁间》留给故友。而在杨母张太孺人67岁寿辰之际，王阳明又作《寿杨母张太孺人序》以示庆贺。 面对这一邀请，王阳明不但欣然应承，还顺势在文章里揭示了历史发展中典籍的重要性，表达了自己的方志观。王阳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全是他立志成圣后博览群书、潜心钻研的收获。在此过程中，他对先人“成圣必先治史”的观点深以为然，认为作文当与经世治国相联系，才能实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古训。所以在《高平县志序》中，他将修志存史的意义提高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立意深远、慧眼独具的观点比之北宋苏洵、苏辙父子各自所作的《六国论》更加别具一格。也因此，阳明后学施邦曜对这篇志序曾有“笔下有以隐戢奸雄兼并僭窃之志。此等意见议论，非文人所可及”的点评。 如果说《高平县志序》让王阳明经世致用的方志观初步成形，那么写于二十年后的《金坛县志序》则让他的观点得以完善。正德九年（[1][5][1][4]年），刘天和因得罪宦官廖堂而被贬为金坛县丞，他在三个月的观政期内组织编纂了《金坛县志》。而当时王阳明正在南京出任鸿胪寺卿，两人曾同在南京礼部任职，颇有交情。因此，刘天和曾派人前往南京，请王阳明为这部县志作序。王阳明欣然应允并写下《金坛县志序》一文。在《金坛县志序》中，王阳明提出通过志书，后世可以从十个方面考察地方政情和风俗的观点。此外，他还在该序中两次强调君子应“以志书观政”。这既沿袭了王阳明《高平县志序》的思想基础，又进一步丰富了其“修志是经世致用的‘王者之事’，而不仅仅是‘具文书，计岁月’的工具”的观点。无论是在《高平县志序》，还是在《金坛县志序》中，王阳明皆以小见大，从一家之谱推及州县之志，于州县之志反观治国之政，最终得出“州县治则天下治”的论点，这也为儒家“齐家与治国”的辩证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