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一年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荐下，王阳明临危受命巡抚南赣[7]，专门负责整顿治理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次年正月，王阳明正式到任后发现，对南赣地区社会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山贼横行，久除不尽。对此，王阳明曾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分析说 ：“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由此可见，当时的南赣已经严重到了“贼民不分”的状态，甚至连王阳明自己的府邸都有山贼的间谍潜伏刺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赣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既与历代统治者的不作为有关，更与武宗皇帝的荒淫无道有关。虽然权奸刘瑾已经伏诛，但是武宗皇帝却更加昏庸，甚至巡游边地，把战争当作儿戏。在此背景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方官员擅自勒索百姓、加重徭役赋税的现象频频发生。据统计，明武宗正德朝在短短16年间共发生了30余次成规模的起义[8]，遍及山东、北直隶[9]、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和山西等地。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于无力承担日益繁重的徭役赋税，只能逃到官府管控较为薄弱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即王阳明巡抚的南赣地区，沦为无乡可归的流民。在这里，他们或耕种，或开矿，或以种植蓝靛、甘蔗等经济作物为生。然而这些谋生之举却被当地官府认定为“盗垦”“盗耕”的非法行为，致使双方的对抗日渐严重。而为了争夺经济利益，流民与流民之间、流民与原住民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整个南赣地区可以说乱成了一锅粥。王阳明到任南赣后，虽然以詹师富、蓝天凤、谢志珊等为首的山贼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可王阳明也不以为惧。他通过选练民兵、剿抚结合等多项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先后平定了为患数十年的多处山贼势力。正德十三年，粤赣边界又发生了以池仲容为首的“三浰寇乱”，王阳明再次受命领兵出征，赶赴江西、广东两地平乱。征战途中，王阳明得知弟子杨骥与薛侃此时都在南京，遂写下《与杨仕德薛尚谦》一信，请薛侃代理巡抚官署的日常事务，并担任其长子王正宪的老师。尽管军务繁忙，但王阳明始终不忘讲学一事。在此封信中，他创新性地将讲学与征战经验结合起来，将目光从战场内转移到战场外，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成为王阳明能够破解南赣政治乱局、在南赣地区“成雄”乃至最终“成圣”的根本原因。 此前，明朝政府面对南赣匪乱的态度是消极且被动的，一旦剿灭了眼前的山贼势力便认为万事大吉、一走了之，完全不考虑战后对南赣地区的重建与改造。当政者继续为虎作伥，苛捐杂税依旧盛行。于是过不了多久，当地又会兴起另一股山贼势力，破坏政局稳定。而王阳明却清晰地认识到要使南赣地区政局安定，只有彻底改弦更张、真正实现当地吏治清明这一条路。正如“平定”一词，“平”只是剿匪成功，“定”才能让南赣地区实现长治久安。以军事力量破除山中如鼠窃般的山贼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而比破“山中贼”难上百千万倍的则是破“心中贼”。因此，为了真正破除南赣乡民的“心中贼”，剿匪成功后的王阳明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治民先治官。南赣一带的山贼之所以长久得不到肃清，根本原因还在于边境四省官府的推脱观望，不愿通力协作。于是，王阳明以巡抚之权提前照会各省官府必须听其指挥，做好战前准备与配合，以便巩固城池。同时，王阳明还组织选拔当地向导，借大户之力完成了开垦边地、兴屯足食的基础工作。其次，在治民方面，王阳明采取了“以民自治”的办法，通过推行“十家牌法”，让每户每天汇报当日的详细行踪及来往人员的具体情况，一户出问题便十家连坐受罚。不过，由于这项措施极为严厉，王阳明在颁行此法前也曾发布《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以“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之句真诚地表达了“以厉法求安定”的真实想法，希望能得到广大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王阳明不仅对普通百姓做到了推己及人，连对待“十恶不赦”的山贼也是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平抚”对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与瑶族酋长黄金巢、卢珂的交谊。征剿池仲容时，王阳明不愿多事杀戮，主动给藏身山洞的山贼送去了酒肉及银钱布匹，让他们得以生存。同时，王阳明还写了一篇《告谕浰头巢贼》，晓以大义。全文“情”字满纸、“理”字塞篇，文末甚至写下了“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堪称古今第一劝降书。此举之后，一直穴居山洞的黄金巢、卢珂深受感动，立刻率领部下前来投诚。而卢珂更在后续的剿匪征战中立下大功，并在王阳明的推荐下，从一介山贼蜕变为一名地方官员，成为王阳明破“心中贼”理论最有力的现实支撑。 当代学者谢重光曾在《新民向化——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一文中写道 ：“经过王阳明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的综合作用，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民由此‘去蛮化’，‘梗化’‘顽民’开始‘新民向化’，大量畲民转化为客家人。”可见，王阳明此番“破心中贼”的举措，不仅恢复了南赣地区的稳定，实现其“成雄”大业 ；还通过对当地乡民的教化，为南赣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持续而深远的动力，并成为王阳明追求“成圣”过程中一次载入史册的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