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教万教，良知之教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少数民族动乱，朝廷派王阳明前去广西平定叛乱。当时他肺病严重，曾试图上书请辞归养，然而并没有得到批准，只能拖着病躯前往。临行前，有感此行有去无回，他将家中各项事务安排妥当后，又在去往广西的途中，给长子王正宪连续寄去两封家书，事无巨细，做最后叮嘱。 王阳明在信中督促王正宪认真读书，亲近德行高洁之人，并传授他治家之方。王正宪虽是过继子，但王阳明向来对其视如己出，希望他能成长为品行高尚之人，担负起管理家族的重任。他不厌其烦地在家信中嘱咐正宪要虚心向贤德的长辈多请教，在家务上听从其亲信弟子的管理，严格遵守门规家训。还教导王正宪如何管理下人、处理族中关系。他立下家规诫谕，要求家中子弟都要收敛低调，严守礼法，警诫家人不得听人哄诱更改其中内容，并对王正宪强调“但家众或有桀骜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后来，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高度评价此封家信，称它是“一善一药”。 总结王阳明一生对王正宪的家训教育，核心思想不过三字 ：致良知。他也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在王阳明看来，人的良知与生俱来，人人具有，不学自能，不教自会。在写给邹守益的信中，他说 ：“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可见王阳明认为，只要心有良知，依靠良知，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可以抵达自在之境。也因此“致良知”这三个字在《王阳明全集》中俯拾皆是，只是在家书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从教育角度看，致良知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格的培养。而这种人格，即是学做好人。早在王正宪年幼时，王阳明便写下《示宪儿》进行“心地”教导：“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他用贴切的比喻，形容人心就像果子的蒂一样，而人的行为就像果子一样，如果蒂不好，果子会受到影响 ；如果蒂坏了，果子也会尚未成熟就坠落、烂掉。其“心地”教育，即是致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心所发出的意，就是念头，念头正时是好人，念头歪时是坏人。所以做人在心地，就是在良知本心。对于一件事，你的念头是好的，你就是好人；对另外一件事，你的念头是坏的，你就又成了坏人。在给族中长辈的家信中，王阳明也多次叮嘱他们要教育王正宪学会做好人、成良士。《又与克彰太叔》中写道 ：“正宪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意为王阳明并不希望儿子为了举业功名而读书，而是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懂得遵守礼法，孝顺善良。后来，明代“江西四谏”之一的王阳明弟子陈九川还将先师在这封家信中对“致良知”的解读归纳为“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认为这是“先师平素教人不倦者”，在家书中对此反复提及就是希望正宪等王氏后辈能传承不息。所以，此信对于阳明心学，甚至王阳明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 致良知是不断地修行磨炼。王阳明告诫王正宪，要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并推及事事物物的修养中。人在与外物接触时，会受到物欲引诱，良知会受昏蔽，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学以去其昏蔽”“明其心”。所以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除私欲，事上磨炼，使“良知”透彻如明镜。而王阳明强调的事上磨炼，是指在道德实践中用功，主张“心”与“物”的统一，强调“事”是“良知”的载体，是良知功夫的场所。他反对知行不一、只说不做，倡导亲力亲为：“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且这种持续不断的磨炼功夫是极其不易的。王阳明一直说，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致良知”的艰苦启示人们，无论生活中会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不断克服困难，坚守本心。“致良知”的过程就是人们为了寻求信念而奋斗不止的过程。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自认为最成熟和完备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圣门正法”。所以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始终不忘叮嘱儿子要谨遵良知教诫。而王正宪也没有辜负王阳明的谆谆教诲。其弟子钱德洪曾在信中对王阳明说 ：“正宪的确是可塑之才，日渐高明，未辜负您的所望。”弟子邹守益也对王正宪做出高度评价，认为他践行了王阳明的诫谕，是一个具有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通过这些评价，足以见王阳明确立道德良知对于建立良好家风、门风的重要作用。今天研究他的“致良知”教育思想，对培养优秀人格、道德履践仍具有启示和警醒之效。